“文明的兴衰变迁，自始至终，都归于某一秉性：
个体与整体利益之冲突。
亿万年的自然演化，塑造了生命，使得任何生命形态的一举一动，都为自身生存而服务；
在人类，这种诉求被称为‘利益’。
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体，从生到死，无不在为自身利益的实现而运动；
任凭时代如何变迁，这情形，从未改变，也不会改变。
一个人单枪匹马，独力面对喜怒无常的大自然，自己动手劳动，并天然的占用全部劳动成果，成效低下，而一群人组织起来，协同合作的对抗大自然，才更有效率，更有前途，社会因此出现，延续至今。
然而与一个人的劳动相比，协作所得的成果，却会催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何将这些成果，在全体参与者之间，加以分配。
这问题，在一个人单枪匹马挣扎求存时，并不会有，自身劳动的所得，即是所获的利益，简单清晰，毫无争议。
但是在一个组织，一个群体，乃至一个文明之中，置身其间的个体，很容易就会发现，要获得利益，与参与协作，这两者之间并无一条颠扑不破的联系，进而，意识到要获得利益，并非只有自身参与劳动这一条路。
成果与劳动，无法绑定，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现实。
劳动者的成果，没有任何客观规律能够保证，一定为己所得，实际情形完全视现实而定。
‘能拿到的人，便能拿得到’，不论交易、借贷、骗取乃至盗窃，总而言之，一切全凭实际，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遏阻这种现象。
劳动，未必有所得，不劳动，也未必无所得，一个群体长此以往，是决然无法维持的。
正因如此，古往今来一切组织体系，皆有‘规则’，通过种种手段来确保劳动者能占有其成果，至少是部分的占有，否则，任何个体的最优策略，绝对会是不事生产、专注掠夺，最终令群体无以为继，最终灭亡。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任何有能力、也有意愿制定并维持‘规则’的存在，也必然有自身利益的诉求。
将掌控的力量，用于维持‘规则’，永远不是其最优策略，
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做法，则是凭借这占据优势地位的力量，占有他人的成果，巧取豪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