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从国外引入的一系列书籍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科学的
就是在和这些书籍的拥有者的聊天中，戈文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在解放以后，中国曾有过多次运动。
随着改革开放，每一次平反都带来了一批作品的解禁，譬如对胡适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导致胡适的作品解禁“胡案”的平反，导致胡的文章又出现在各种刊物上。
此外，因改革开放，中国的海禁也开始放松。
过去，海关查的非常严，像书籍、音像制品等很难带回国内，甚至艺术家们带回来的梵高画册都会被扣留下来。
可是现在，很多图书和音像制品管控放松了很多，只要是隐蔽一点，图书和音像制品可以随意的携带进出，虽然这样可以让西方优秀的哲学、思想、文学流入国内，但也造成那些西方糟粕同步进入了中国。
杂志在他们的创刊号上提出了“无禁区”的口号，当初戈文是举双手赞同的。
可是随着戈文接触到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才发现，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和未来不同，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能接触到的图书太少了。所以每拿到一本书后，他们都会如饥似渴的和吸收书中的知识、思想，根本不去判断这本书到底是好是坏。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政府放任不管的话，那年轻人间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思想分歧。
连戈文都很难相信年轻人对书籍的判断力，更勿论政府了。
所以改革开放的这几年，中国屡次对图书进行打击查禁，前几天还在书店里销售的书籍，可能过一个阶段就会从书架上消失的无影无踪昨天还能从海关通过的图册，今天就变成了违禁品，被扣留。
只是，这种做法却不成系统，没有条理，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像狗熊掰玉米一样，丢三落四。今天把西方的糟粕思想图书查禁了，明天却又放开，后天就连最正统的科学著作都被封锁。
戈文就亲耳听一个北大的年轻老师说过一件事。
1983年初，这个老师的一个香港朋友从香港给他邮寄了一本夏志清中国现代史中译本，他收到了。后来这本书被人借走丢失，这个老师托那个香港朋友再重新邮寄一本，结果书到了海关居然被查封了，说是违禁品。
由此可见这时海关标准的瞬息万变。
所以戈文觉得自己有必要建立在四合院建立一个图书阅览室。
此前他已经将后院东厢房的两间屋子打通，拆除了土炕，摆放上书桌和椅子，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会议室，读书会就是在这个大屋子里举办的。
这几天，戈文又从外面找了几个工人，把四合院前院的东厢房间的砖墙也打通了两间，拆除了土炕后，找人将墙壁粉刷一新，然后在房间里放了少量的椅子和一排大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