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人对财政部长的感情很复杂。
他们喜欢财政部长，因为财政部长总会尽量满足军事预算的需求。
他们讨厌财政部长，因为财政部长总是监督及插手军方的作战计划。
全世界的军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种专业领域不应受到干涉的想法，即军事是军人的领域，政治家并非这一领域的专业人员，不应该过度干涉专业人员的工作，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从“术业有专攻”的视点来看，这种不无道理，让外行人插手专业领域的管理确实容易造成很多问题。可军队和政治决策层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行对等，而应该是军队从属于国家，从属于政治中枢。以人体来类比，便是肌肉应该服从大脑的智慧。如果军队想要与政治决策层平起平坐，甚至想要由自己管理国家，制定大政方针，那便成了肌肉控制大脑。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查理曼已经展现给全世界看过了。
公人当然不想背上“查理曼马鹿的跟屁虫”之类的荣誉称号，但他们也确实不喜欢由政客来指手画脚（这其实是各人普遍存在的情绪，差别只在于能否控制这种情绪）。在他们看来，以眼下这个时间点与帝国爆发战争固然是不合时宜的，可既然是以一场小小的胜利来转移国内危机，不妨让这个胜利再漂亮点。即便不打算真的要以拿下赫尔辛弗斯为目标，起码在攻占卡累利阿地峡之后做出继续进军的姿态，以便从谈判桌上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能够达成更有利的协议。
有这种源自军人本位主义的想法和情绪存在，财政部长和首相“占领卡累利阿和汉科半岛后立即转入防守，不得进行任何挑衅”的指令当然不会受老丘八们待见。但老丘八们同样也不明白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的种种忧虑。
人们在审视维特伯爵和斯托雷平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将这两位公国文臣中的顶尖人物和帝国的同行们拿来比较一番。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因为这两位和帝国文官官僚有许多相同之处。
撇开出身不谈，这两位都是经济学和法学专业人士，这一点与大多数帝国官僚相同。此外以国家利益为优先，思考模式倾向于合理化、科学化也极为接近帝国官僚。由于思维模式上的接近，这两位对军队和政府的关系，以及用军事胜利转嫁危机的观点也与帝国政治家相近。
军事从属于政治，大到世界大战，小到默默无闻的冲突，全部遵循这一定理运行。正在推进中的“有限战争”同样不可能例外。其首要目标是实现政治目标，军事行动不过是附属于政治意图的延伸。一如军队只是从属于政府的暴力装置，要求提高待遇，基于国防现实需求提出增加国防预算申请之类还可以接受。决定战争的起点和终点，将何种形式定义为胜利——这些是政治家的工作。军队不应该过多的插手过问，只要努力想法实现这些目标就可以了。
“陆军大臣，还有中将阁下，我对你们的工作能力及敬业精神感到钦佩，也对军队一直以来的努力和种种成绩深感欣慰。但请诸位以及所有军官牢记一点：战争不是炼金术，胜利和士气也不是贤者之石。对国家而言，这些充其量只是盐巴。用盐巴炼出黄金的盐之炼金术师——亘古未闻。”
生物想要活下去，每天就必须摄入一定的盐。国家想要维持生存，士气和胜利也是必不可少的。可过度摄入盐会送命，国家持续将国力消耗在频繁的战争上，也会迎来灭亡。
过去查理曼就是如此，如今换成公国走上同样的道路，下场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绝不能将战争和胜利当成成瘾药物来使用，不管怎么美化，政治上有多么的必要性。战争终究是把人命在内的一切当成柴火丢进炉灶里的疯狂行径。哪怕是以人力资源充裕为傲的公国，终究不可能像收获土豆一样从农田里源源不绝采收可战之兵。
即便是眼下非得靠对外战争来缓解国内情势，也绝不容许战争无限扩大化，更不容许军事冒险常态化。
“我恳请诸位不要忘记，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为了迎接未来的大战，为了能在席卷整个世界的战争中幸存下来，为了面对那个怪物一般的国家。请务必控制住手中的缰绳，不要做多余的事情。”
世界大战。
这是公国敢于冒险挑起冲突的最根本因素，同时也是他们敢于如此冒险的理由。
新秩序只是暂时的休战，并非真正的和平。考虑到下一次大战中帝国必然成为所有国家的共同敌人，身为对帝国的主要战力，大陆国家的公国和海洋国家的阿尔比昂自然要夹击陆海交界处的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