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变法强臣，如卫鞅、吴起、李悝之辈，都是能够不惜一切代价变法的狠人，变法是实践他们理想的唯一道路，也是他们毕生的追求。
关于吴起的偏执，《韩非子》记载有一故事：吴子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曰：“诺。”及成，复度之，果不中度，吴子大怒。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吴子出之，其妻请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吴子，为法者也。其为法也，且欲以与万乘致功，必先践之妻妾，然后行之，子毋几索入矣。”
简而言之，吴起因为妻子所织的布匹两次不符合他规定的尺度而大怒，休掉了自己的妻子。其妻多方寻人求情，却无法对吴起的决定产生丝毫的动摇。
而吴起兄长所言更是非常人能为，人人都知道，若要严于律人，首先要严于律己，可又能做到多少？大义灭亲说说容易，真要做到却是难上加难。
虽然李澈不至于像审配一般过分放纵自己的家人，但若要做到锱铢必较，那确实是下不了手，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
既然无法对自家人下狠手，李澈又非面厚心黑之辈，也难对其他人分毫不让。冀州重臣个个家大业大，搞事的难道只有阴安审氏一家？无非是审氏放纵太过，不得不压上一压，也是对其他家族的一个警示。
他终究做不到如同战国法家那般，为了镇住那些蠢蠢欲动的人，只能是杀鸡儆猴，对最跳的一些反对者施以辣手，也给了一些不了解他的人一种错觉——卫将军刑戮过重，杀伐尤甚。
事实上李澈曾经满心想做到如诸葛亮一般的成就，可史书上短短两句话，放在现实中却是难如登天。至少此时审配绝不能说是“刑戮虽重而无怨”，这位重臣目前与李澈的关系依然是处于僵化状态。
刘备一番解释，荀彧却有些难以置信，他本以为一位致力于推动变法的大臣，很可能是又一位法家学说的忠实拥护者，却不料竟是这样一个更接近普通人的形象。
饶是以荀彧之头脑也想不明白：“他这样，又凭什么能让公达他们站在他那边？”
“利益啊。”刘备叹道：“明远素有自知之明，颇擅扬长避短，既然无法以法家的形式树立威权来变法，那就通过利益和远景来拉拢朋友，增强自己的力量。
首先是名，为祭祀历朝大德大贤之人，朝廷将建周公之祀，以历代贤达陪祭。初步定有四人为副，分别是夫子、颜子、曾子，以及荀卿。再以七十二人同享香火，文范先生和神君在列。
其次是利，造纸术已卓有成效，印刷之法也已初见效果，将来朝廷印发的书籍，将以成本价供应荀、陈两家，豫州地区书籍售卖将由两家分润。
如此，公达与陈司空自然被他绑上了自己的战车，造纸术加上印刷术，已经说明大势不可逆，除非士人们能够将这两样技术彻底抹除。既如此，顺应潮流，还能获得巨利，岂不是两全其美之法？”
荀彧只觉得脑袋一阵嗡嗡作响，这些承诺是由李澈做出的，可必然少不了刘备的许可，他不敢相信的问道：“大王是准备打压今文学派？”
今文学派有别于古文学派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今文学派极其推崇孔子一人，由于偏好谶纬之说以及宗教化的愈发严重，甚至将孔子抬高到神化的地步，认为孔子是受命于天的“素王”，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儒门至圣唯孔子一人。
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孔子也只是儒家学说道路上的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其之前有周公，之后有曾子、颜子、孟子、荀子等诸多贤达，孔子并非神圣不可侵犯之人。
而在李澈的计划里，孔子将与颜子、曾子、荀卿同为副祀，周公为主祭，这无疑是与今文学派的根本背道而驰。虽然在东汉末期的几十年里，古文学派蓬勃发展，今文大不如前，但自光武之后辉煌了百年的今文学派底蕴极深，其能爆发的能量也不容小觑。
“文若非寻章摘句之人，故而对如今经学发展不甚了了，或许文若可以与郑尚书交流一番，看看他的‘郑学’有何特别之处。儒家经义不该固步自封，今文自命当世主流，却抱残守缺，不识前路，被淘汰也属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