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叶挺是北伐英雄不假，可我项英也是全党首屈一指的坚持游击战争的英雄。你叶挺的最高职务不过是在“八·一南昌起义”时担任前敌总指挥，可我项英却担任过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今日的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所组成，游击队就是打游击出身，你叶挺从军校到国民革命军，知道游击战为何物？又知道在南方坚持游击战是怎么回事？再说，你脱离共产党到国外逛荡了十年，这十年正是国内进行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你叶挺了解我军十年来的建军原则和战略战术吗？……
自恃自己是游击战专家和自命不凡的项英，尽管中央和毛**再三向他强调“要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叫叶挺来办”，可具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的他怎么会任凭叶挺对部队实施最高指挥权呢？
所以，尽管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再三告诫项英要“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叶挺工作问题的解决，将影响新四军的前途，全国同情对我之态度，关系也极大”，但他却一直阳奉阴违，我行我素，不以为然。
故而，项英在新四军中一直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在党内实行“家长制”领导，独断专行，个人说了算。叶挺名为军长，却被以“党外人士不能参加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为不可越逾的天堑关在门外，那么对于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和独立自主地到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更无发言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决定权了。
没有决定权的军长还谈得上什么对军队的指挥？失去对部队指挥权的指挥员岂不成了名副其实的聋子的耳朵和傀儡？
还有，叶挺与项英在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也大相径庭。叶挺觉得他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军长，一举一动就要有军长的威仪。所以，他平时都是身穿将军服，腰扎武装带，脚蹬长筒马靴，手戴白手套，走到那里都拎着他那支精美神奇的手杖，出门以马代步，经常与新四军中的老袍泽吃潮州餐，此外，他在视察部队期间，总带着他那架德国造的高级照相机，拍照留影、风流倜傥。可是，项英呢，冬天一身游击队的土布棉衣，夏天一身土布衣裤，脚上是冬天布棉鞋，夏天扎草鞋，到部队视察总是强调“官兵一致”、“艰苦奋斗”。所以，在项英眼里，叶挺是满身的国民党部队当官的习气：摆阔，讲究吃穿特殊化。
你想，这样两个无论是在思想路线上还是在生活作风上反差极大的领导人能有共同语言么？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怎么会不在行动上南辕北辙呢？
那么，导致叶挺下决心离开新四军出走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来，中央和毛**主席对新四军担负的战略任务已经多次明示，可颇为自负的项英尾大不掉，迟不执行。后来，经过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副书记的陈毅等许多党内高级干部据理争辩，项英才不得不同意陈毅领导的第一支队和张鼎丞领导的第二支队进军苏南，开辟广阔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摆脱了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的箝制，迅速壮大了队伍，并不断取得对日战斗的胜利。可是对于新四军留在军部一带的第三支队等部队，项英顽固地坚持滞留在皖南，并极端错误地将第三支队摆成了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的一个狭长的一字形长蛇阵，致使第三支队面对日寇、背对顽军，正面不断受日寇“扫荡”的威胁，背面受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不得越“雷池”一步的限制，不仅手脚被死死捆住，还随时都有被日、顽前后夹击一举歼灭的危险。
对此叶挺说，这种部署为兵家大忌。
对此项英说，这是军分会的决定。
对此，叶挺又说，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新四军要向广大的敌后地区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对此，项英又说，游击队到平原地区失去了山林依托，等于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难以立足。
以往，陈毅在时还可以与项英据理力争，叶挺还可以通过陈毅得到一些军分会上的内部情况以及项英的主张；可陈毅一走，叶挺则几乎完全被项英的“关门主义”排斥在军分会外面，不仅对党中央、毛主席发给军分会和项英的电报无权阅读，即使对军分会的决定他也不得而知。
因此，叶挺愈发觉得他这个军长遭到莫大的亵渎和嘲弄。起初，他还可以克制和忍耐，防止再因意气用事而有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可是到了后来，日寇为打通粤汉铁路，勾结伪军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属下的“忠义救国军”，疯狂地向我进行“扫荡”，我军立刻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暴露出项英不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弊端。可是，恰在这时，项英又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等于把这个难以应付的复杂局面一古脑儿甩给了叶挺。
叶挺感到，这种错误完全是项英一手造成的，可项英却又离开军部迟迟逾期不归，这样一来，抵制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战略方针造成的严重后果岂不要由他叶挺来负责？这种严重的责任可非同儿戏呀！此时，叶挺又得知他的家乡要组建东江游击纵队，当地党的负责同志期望他回去任总指挥。
于是，不愿再与项英共事的叶挺怀着“到哪儿都是干革命”的想法，不愿再在新四军中人格受辱，便忿然离开了新四军……
“希夷，你去不去呢？”李秀文温柔地问。
叶挺又深深吸一口烟，呼的一声喷出，随即在烟灰缸里用力捻灭烟蒂：“周恩来发来加急电报，一定情况紧急，还是回去吧。”“什么时候动身？”李秀文还是温柔地问。
“即日动身。”叶挺腾地站起来，一副横刀跃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