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人民热烈庆祝北伐军武昌大捷的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中，旅居武汉的一些广东人士，取叶挺独立团“铁军”之誉，在汉阳兵工厂铸造了一座高一米、宽半米的巨型铁盾，敲锣打鼓送到第四军军部驻地。在铁盾正面，嵌着“铁军”两个遒劲的隶书大字，上款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全体同志伟鉴”，落款为“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武汉粤侨联谊社同仁敬赠”。背面为一首顿诗：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
四军伟绩，威震迩遐。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
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
革命抱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
愿寿如铁，垂忆万年。
在献盾仪式上，副军长陈可钰和党代表廖乾吾一致同意由叶挺代表第四军接受“铁军牌”才最具典型性和象征性，其他部队派代表都缺乏说服力，因为谁都知道，独立团参加北伐时间最长，打胜仗最多，伤亡最巨，纪律最严格，斗志最顽强，群众将独立团誉为“铁军”早已有口皆碑。
叶挺自然就接受了军部这个决定。因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更重要的是独立团全体官兵，特别是独立团在北伐的历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烈士的荣誉啊！
谁知，叶挺代表第四军接受“铁军”盾牌不久，风言风语如瘟疫般在其他部队蔓延。
什么“叶挺好出风头”呀，什么“独立团好大喜功”呀，等等，不一而足。
叶挺听了这些飞短流长，却一笑了之。大凡与叶挺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的为人。他，刚直不阿，一片赤诚待人，胸无城府，心无沟壑，不慕虚荣，不贪功名，不弄权柄，不懂作伪，不谙诡诈，战场上横扫千军，平日里是“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叶挺在四岁时，哥哥就教他读《朱子格言》，父亲有暇也让他背《崔氏家传座右铭》，“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齿，隐心而后动，镑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些启蒙古训，犹如金鼎镌字，铭记在心。以后渐渐长大了，叶挺又很赞成孔夫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境界。为人处世，他又崇尚“将军额上能跑马，宰相肚里能行船”的大度。他主张，一个想要“振污世，起衰弱”而大有作为的人，不要沉溺于人欲、物欲而不能自拔。对于利国利民之事业，对于真理的追求，要不计名利，不惧风险，执著不变。而对于人之非，要能够排除干扰，我行我素，而且只有“不累于物外，不累于情欲”，去物外，去人欲，才能做到“无所为”，在救国救民的大事业中而有所为“而为之”。故而，他对于那些对他和对独立团不恭之流言，泰然若素，置之度外。
但是，当你不想理会是非时，是非却偏偏死缠着你不放。
没多久，关于谁当北伐第一功的问题就发展到公开摊牌的程度。
那是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由于患痔疮病去上海医治不久，他委托第四军中亲蒋介石的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主持召开团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中心命题是讨论在武昌战役中的攻坚战术问题，其次是根据国民革命军论功行赏的原则，为下一步部队扩编酝酿应提拔的干部线索。
会议一开始，“其次”就变成了“其主”。因为“其次”事关升迁加冕的切身问题，自然大家的关注点和兴奋点要比“其主”的什么不知今后能不能用得上的攻坚战术要高多了。
本来，在团以上高级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除独立团的叶挺和极少数共产党员干部外，几乎是清一色亲蒋介石的人物，加之叶挺开始就抱定避开这个“摆功”的敏感话题，所以发言者应该是“一边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