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日记之前，我忽然想起，需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来历，免得让秦?你看着糊涂。
我姓秦，叫秦寿生，爸爸是个不安分的农民，妈妈是个下乡知青。
对父亲和母亲为什么结合，为什么会生下我？我为什么会被称为杂种？这些疑问伴随我很长时间，直到我的孩子也被人骂做杂种，我才知道杂种的含义。
我的父亲叫秦开泰，据说他还有字，叫三元，很有古人的风采。
字是我爷爷找人给起的，希望我父亲能够好好读书，连中三元，道途通畅。
我爷爷的想法是好的，代表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想法，很正常。
可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我爷爷望子成龙的想法，都化为泡影。
我父亲那时正读高中，属于村里有名的文化人，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
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被这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吸引住了，全身心的投入进去。
投入到什么程度呢？他和村里的少男少女们一起，组成了“远征军”，准备重走前辈们的长征路，感觉一下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滋味。
我家在北方，离那当年革命前辈们的长征路线有十万八千里。要是走过去，一年也走不到。
那时，狂热的政治气氛渲染到每一个人。大家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觉悟，对别人说的每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都会记在心里。说不定啥时候都能提出来，给你按上“反党、反革命集团”、“四类分子”啥的罪名。那样的话，对不起了，大牌子，大帽子套在脖子上，戴在脑袋上，到处游街，挨揍，滋味可是不好受的。
我爷爷虽然常常揍我父亲，可在那个时代，面对一个红卫兵铿锵有力的声音，也只好闷着脑袋在那里抽旱烟，生闷气，却不敢说出反党，反革命的话来。
那个时候，夫妻、父子之间互相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人们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
我爷爷害怕，我奶奶可不怕这个自己“拉出来”的儿子（奶奶语）。
奶奶拿着扫帚，将我父亲一顿胖揍，也没熄灭父亲心中的革命火焰。
爷爷见奶奶在那里抹眼泪，哼了一声，对忙着给儿子准备衣服的奶奶说：“这些小畜生不知天高地厚，要去就去吧。什么都不用准备，反正路上有接待红卫兵的站点，饿不死他们。不用三天，他们就得灰溜溜地回来。”
我父亲他们没有爷爷估计的那么革命，第二天就乖乖地回来了。不过，也不是没什么收获，父亲他们带回来一些下乡知青。
父亲他们不是被饿回来的，是被累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