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块肥肉也不是白吃的，法国人除了要掏出巨额资金在天津建设一家造船厂外，盛宣怀和****忠还暗示法国人，“我们的皇帝陛下听说现在法国有一种可以在水下航行的船只，他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有机会见识。”
相对于兴建一所能够建造三千吨以上钢面铁甲快船的船厂，大清皇帝感兴趣的所谓‘在水下行驶的船只’，法国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潜艇技术现在极不完善，根本没有人重视。
虽然早在1648年就已经有人指出了潜艇在军事战略上的优势，如：私密性、安全性等，但实际上由于技术的局限性，潜艇始终未能真正发挥自身的优势。惟一一次潜艇用与实战还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当时南方士兵驾驶潜艇成功炸沉北方联邦的豪萨托尼克号护卫舰，但它自己却也因爆炸产生的漩涡而沉没。
之所以会出现‘殉沉’，是因为当时的潜艇都是人力的，航速极慢，而攻击手段则是在艇首捆绑炸药包来攻击敌舰。近距离的爆炸让航速极慢、体型娇小的潜艇根本无法逃生。
即使到了现在，潜艇使用了蒸汽机和鱼雷，但仅有几节的航速和百来公里的航程让潜艇仍然无法投入实战。更何况现在的鱼雷既没有速度，也没有准头，根本在海战中发挥不出作用，还不如杆雷艇好用。
在法国人看来，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只不过是紫禁城里那个没见过世面的小皇帝为了满足好奇心而索取的昂贵的玩具罢了。好在整个潜艇的生产机械加起来也不过几十万法郎，甚至价值还比不上送给李鸿章的两条哈奇开斯机关炮生产线。
地球的另一边，法国人欢欣鼓舞。而在京师，让洋人在内地办厂、通商是从未有过而且一直以来都被当成洪水猛兽严防死守的，但现在竟然在胜利的天平偏向中国的时候被李鸿章打开了这扇大门。即使是法国人同意出资、出人为清廷重建船厂，也无法平息清流的怒火。
随着条约的签订，首先在清廷的内部就已经开始吵翻了天。
六月十八日，大朝会。
“有事早奏，无事退朝～”
太监拉着长音的尖细声调在大殿中回荡，殿内分列两班的大臣们却鸦雀无声。
中法合约的签订，朝廷在教育、工业几个方面的改革让近期的朝局显得有些动荡。关于教育体制是以儒学为主还是以西学为主的辩论；要不要改革科举和如何进行新教育体制下的科举的辩论；工业是以官办还是商办的辩论等等随着朝廷出台的一个个政策而逐渐尘埃落定。但新的中法合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密约’又引发了新一轮的辩论。
辩论的主体自然是‘清流派’和‘洋务派’。
‘洋务派’秉承师夷长技以治夷的原则，认为对于法国铁厂的引进只要主权在我，就没有问题；‘清流派’则以祖宗法制为依据，坚决反对任何外来产物，更加不能接受外国人在内地办厂。
这样的辩论已经持续多时，似乎两派旗鼓相当。今日的大朝会，也许会为‘清、洋’之争画上一个标点。
果然，短暂的冷场之后，清流御史们开始发言，矛头直指李鸿章、闫敬铭等，其中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弹劾李鸿章六大可杀之罪，指责李鸿章与法国议约时在中越问题上处理失当；而御史吴峋之则干脆将李鸿章比作秦桧，以‘汉奸’名之。
然而面对清流诸臣的咄咄逼人，洋务派反而出乎意料的平静，被参劾众人沉默以对，皆一言不发，场面一时诡异起来。
梁鼎芬仍在侃侃而谈：“法国经历普法战争，已为强弩之末，现又在安南连败于我，内阁因之垮台，国家濒临崩溃。中国如果在安南问题上立场坚定，就会遏制日本在朝鲜、沙俄在满洲，以及英国在缅甸的冒险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