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也激动，他说：“我一直有个观点，这个世纪中国必将受益于全球化而快速发展。其中说到人的因素，我认为中国先是农民工红利，世界工厂，这个大家好理解。然后是工程师红利，什么叫工程师红利？就是我们这拨人，就是1990年代大学扩招之后，源源不断的自小家境一般、加班熬夜无所谓、哪个鸟不拉屎都愿意去、经济又耐操的理工科毕业生们带来的红利。”
钱旦顿时觉得老王讲得很有道理：“真是这样啊！我偶尔在飞机上和坐在旁边的老外聊天介绍到自己的职业是工程师时，遇到两、三次人家感叹怎么中国人个个是Engineer？老外还真没有这么多工程师！”
有人进一步说：“我们还便宜！工作时间比西方公司的长得多，工资比他们低，的确是成本优势，工程师红利！”
老王说：“你们有没有想过将来这个工程师红利是会慢慢被削弱的？”
钱旦想到了：“嗯，如果我们不加工资，人都被友商、客户挖光了，这次公司普调一把，大家很开心，但成本慢慢上去了。”
老王说：“我们的人力成本会越来越高的，你们看到国内的房价这两年是怎么涨的了吗？大家都会被丈母娘逼着买房么，薪酬一定会跟着房价持续往上走，人力成本会越来越高的。”
“所以我们必须加大本地化，更多地依靠本地员工。”
“不仅是要本地化，应该是要全球化。全球化和本地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力的高地、成本的洼地。比如你们做软件，全球的能力高地、成本洼地在哪里？在印度！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印度建设软件服务的资源中心，招聘一堆印度的软件工程师来为我所用？再加上远程交付，我们将来做埃及的软件项目的说不定是以印度人为主呢？其它产品也要有一样的全球化视野。”
老王是越讲越发散：“农民工红利、工程师红利背后是中国劳动力的数量，以及越来越高的平均质量，更深层次是一个时期中国教育的结果的输出。中国是适合发展大产业的，但是，我们是有风险的，风险在于原创性发明不够、持续创新不足。我们将来能不能掌握头部话语权？会不会有一天被人牵着鼻子走？面向未来，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的结果输出？”
老王的嗓门越来越大，钱旦又开始佩服领导了，老王一如既往地比大家先想了一步，真正是既有苟且，又有远方。
大家在帆船上挥斥方遒，直至夕阳映红了大河才让船夫将帆船靠了岸。
老王招呼着去隔壁的“Friday’s”共进晚餐，唯独钱旦鬼鬼祟祟地请假：“王总，我晚上还有点事，先走了。”
老王狐疑地望了他一眼：“你老婆没来吧？有什么事连饭都不吃了？”
钱旦含糊地说：“我一个本地骨干出差回来，我约了他吃饭。”
他说了谎，他并没有约什么本地骨干。
钱旦急匆匆赶回宿舍，林汉和王海涛两个人都在厨房。他们见到钱旦，惊讶地说：“老大，你这么早回来了？老王不请你们吃饭吗？”
钱旦支吾：“我还有事，先回来了。”
王海涛说：“回来得早不如回来得巧，我的大盘鸡正好新鲜出炉。”
钱旦看了看手机，和两位兄弟一起来到餐厅坐下，他匆匆尝了王海涛的得意之作，扒了几口饭，把碗筷一放：“我约了人，得先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