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这么恨他？”我被他牵在身后，单薄的身体有点像风筝。
问出这话时，我心里很复杂。我想无论生前有过什么，死后还是应该善终。
而且我迟钝的神经仍然紧绷在他那段惊世骇俗的“玩笑话”中。
“嗯。”杨东清并不掩饰。
简单的一个“嗯”，我意识到一直将他和过去的自己划等简直是大错特错。
虽然我们有着相似的一张脸，但在我的时间轨迹线中，幼时我便被父亲领走，从此衣食无忧。而杨东清不是，他在闷热阴暗的筒子楼里挣扎了十九年。每天食不果腹，活得提心吊胆。
我早该想到这一点。
所以我无法再用自己的记忆来评判杨东清的善恶。
他是过去的我，可他早就不是我了。
无论是不是他杀死的杨德雄，无论他要如何处置那罐骨灰，我的身份都只能是旁观者。
因为这是一场极端的报复。
“那么，”他停下，回过头问，“你会不要我吗？”
“不会。”我笃定。
前面是一条槐荫老街，热风捎过，午后的光斑在他和我的手背上攒动。
“那就好。”他说。
他不再说“嗯”，也不再说“哦”，“那就好”似乎能代表一个少年人挣扎多日的内心自此安稳停落。
我或许做了这场谋杀案的帮凶。
不过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我选杨东清。
如果真的是他弑父，未来的每一天，他都会在煎熬与折磨中惶惶度过。等到多年后，现有的事实被推翻，新的真相大白，我也心甘情愿与他一同被枪毙。